我和我的二本学生: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


原标题:我和我的二本学生

山西太原的一场就业洽谈会。(本版资料图片均为视觉中国供图)

考研学子们将楼道、天台变成了自习间。

考研学子在天台上自习。

北京,下班时间的“蚁族”聚集区。

近百名单身男女在地铁里参加主题为“因为爱情”的相亲快闪。

招聘会上的大学生。

1995年,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,按今天的划分,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。2005年,我博士毕业,进入广东F学院当一名教师,见证了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成长。短短20多年,那些与我起点一样的二本学生,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,是否如我一样,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,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?

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,从某种程度而言,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,他们的命运,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

我的学生,大多出身平凡,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,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,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,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。务农、流连于建筑工地,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,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,和当下学霸“一线城市、高知父母、国际视野”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,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,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,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,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,来到繁华的都市后,对未来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

我想知道,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、原生家庭,以及个人实际能力,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。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,那么,对大学教育的审视,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,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。

《风》

2005年10月8日,我第一次踏上讲台。我所在的系部叫经济贸易系。初次上课的教室在二栋101,这是一幢陈旧的教学楼,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,有些桌面已经斑驳、翘起,凳子是那种只要站起来,就会发出刺耳声音的活动凳,学生下课时,会劈里啪啦响上半天,涂有银灰色油漆的铁门,像仓库的大门,式样老土,看起来粗糙、结实,一把厚重的铁锁,用铁条焊接而成,一块同样陈旧的黑板,讲台上散落的粉笔,立即将我带入上世纪90年代大学的氛围。因为建筑的陈旧,二栋没有配备多媒体,这种原始的状态,让我心安、平静,备感踏实。

几年后,因为教务处对课件的要求,是否使用多媒体成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标准,我不得不放弃落后的二栋教室。很长时间,我才意识到,随着我专业知识的增多及教学经验的丰富,为什么课堂的味道,却再也找不回2005年二栋的感觉,这和教学手段的变化密不可分。对人文学科而言,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,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信息的泛滥及花哨的内容,让老师无形中备感压迫,也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力上,缺乏锤炼的机会和耐心。

一间没有声、光、电过度配置的教室,一间只能容纳50人的教室,一块黑板,一盒粉笔,最简单的桌椅板凳,够了。

051841班,是我教过的第一个班,共57名学生。大一新生的眼睛是亮的, 他们和我一样,紧张、试探,他们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,我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,我们互相照亮,又彼此隔膜。

2006年5月17日,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,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,临时改为《风》,让学生现场完成。作业收上来后,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,让我无法平静。

作文《风》:

很久没有写作了,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候,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,只能用呼啸的“风”来写自己的心情,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?

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,内心免不了一阵阵剧痛。“我要上大学”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,承受着村里人“不孝”的看法,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,写“贫困证明”、写“贷款申请”等那么多的努力,今天可能却要被“你父母才45岁,还很年轻啊”一句话宣告白费……如果贷不了款,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?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?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,一个弟要上高三,一个弟要上初三,想借钱也没处借,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。如果不能贷到款,自己该如何向父母交待,等等。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可我却不得不一一去考虑,高中的时候多么向往大学生活,到了大学才知道大学对有钱人家的子女来说是天堂,而对自己却有更多的痛苦,面对连下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时候,我不得不去考虑更多,虽说在校学生应以学业为主,可我为经济、为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,此时对我来说,或许生活已经更为重要。我真的不想长大,也不想成熟,可我却不得不比别人考虑更多如何去生活。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——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,也一次次劝自己要乐观地面对人生,世上没有过不了的坎儿,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更痛,我努力地去生活,打暑假工、勤工助学、去找兼职,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,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,条件的苛刻,身高、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,让我更觉渺小。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,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……也许,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,我本不该来上大学……

外面的风仍在呼呼地吹,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烦躁的心情?

老师,真的很抱歉,今天为贷款的事烦透了心情,刚回来就要写作文,我真的一点思绪都没有。你就当做一回我的听众好了。抱歉。

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,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,以至于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,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,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。《风》几乎成为我职业生涯中,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开端。在此以前,我对自己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轻率、疏懒、意气用事,时有后悔甚至自责,我对学校不能提供专业平台,更多时候只能上公共课的状况,感到学术生涯的迷茫和无望,我羡慕那些进入名牌大学任教的同窗。

正是像《风》这样的作文,其坦率的文字,悄然照亮了我内心忽略的角落,瓦解我内心的偏见,一点点卸下我早已淤积的虚空,让生命的姿势一点点下蹲,并在具体的生命观照中,找到内在的充盈。

后来随着教学的深入,我发现,平淡无奇课堂的皱褶处,隐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。

我眼中的中国教育现实

让我惊讶的是,很多农村和城市孩子,面对高考这个话题,有不同的态度。不少城市出生的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,刘奕晓将此比喻为“一场赌博”。方雪怡表示“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,高考前,高考后。父母的期望,老师的教导,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,都像一块块巨石,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”。

但不少农村学生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。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,“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,都埋怨高考,记恨它,但又不得不承认,它给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、离开贫穷的道路”。陈文婷坦诚,“回忆起青春,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,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,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,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”,“而今,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,我又无比感激高考,是它,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,以笔为剑,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”。

他们的中学时代,过得异常辛苦,无论身体、还是心理,都几乎到达极限,在“倒计时”“誓师会”的催逼下,时间观念非常强,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、洗衣服、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,“多考一分,干掉千人”的应试理念,杀气腾腾,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。

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,课堂上,学生们中规中矩、老成持重。从教13年来,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,和我发生过争论。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,构成了鲜明对比。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,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,逼到绝境,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。

在我的大学期间, 我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,放在英语符老师的讲台上,老师吓得大惊失色,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。众目睽睽之下,我满脸通红站起来,承认错误,最后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,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。

中学时期的老师、家长,总认为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,但中学教育的后果,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。我在具体的课堂中,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,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、抗生素、激素,到大学时代,终于结下了漠然、无所谓、不思考、不主动的恶果,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,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。

四任班长

我的一届学生,从大一到大四,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4任班长,他们分别是曾刚、王国伟、吴志勇、石磊。

回过头看,4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,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。

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,毕业以后,他选择了一家银行,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,成家立业,在广州买房立足。他是这个现实社会,最能适应现实的年轻群体,往往能最快、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。

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,他出生在潮州市,是家里的独生子,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。因为从小的衣食无忧,他一直懵懵懂懂,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。毕业后,进入了广州街头遍布的各类英语培训机构,“4年之内换了6家单位。”

广州是待不下了,只有一条路,回家考公务员。他仅仅复习了一个月,幸运地考进了梅州国税局。他很快结婚、生子,父母一辈子打点的摄影店,最大的意义就是在儿子成家时,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积蓄。尽管他将每月的日子描述为,“信用卡先还两三千,然后那个支付宝、那个蚂蚁花呗再还两三千,房子供两三千”的境地,但他以前的迷惑,烟消云散。

广州四年的辗转,仅仅依附一个二本院校的文凭,并没给他挣得一席之地。独生子女背负的传统责任,让他意识到确定的人生轨迹,对父母的重要意义。说到底,还是回家考公,让他并不坚挺的大学文凭获得了饱满的汁液,成为支撑他此后人生的坚实依靠。

作为第三任班长,吴志勇性格沉静。毕业后,他和很多同学不同,没有选择进入银行,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,尽管收入极低,还是坚持了3年多。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,2010年左右,通过朋友的介绍,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,他听从建议,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10天,就断然辞职,还是回到了社工中心,并坚持了很长时间。

细数他毕业以后的职业,他在网上卖过时装,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,专做纹绣行业的培训师。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,我得知他已放弃了纹绣的项目,转到了其他行业,他和我谈起纹绣行业,“都是套路,都是包装”。

毕业多年,他性格中的敏感、自尊还是如此显眼,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,但生活还得继续,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。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,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,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,他不后悔,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。

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,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。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,利润也不丰厚,处在“不请人忙不过来,请人就没有任何利润”的境地。很多时候,他必须亲自上阵,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,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。

电话中,他和我说,“生活已被控制,生活已被金钱控制”。

比较而言,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,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。

从大二开始,王国伟被同学推举为班长。他性格腼腆,刚进校的时候,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,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, 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。中学阶段他曾写过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。

尽管我不会评价武侠小说,但从他的文笔,可以感知他良好的文字根基,更重要的是,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,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,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,凤毛麟角。

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,他父亲用邓村的古老手艺,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,还从事饲养、种植、电工、泥水、针织……供他和妹妹读书。

1995年,父亲斥资在四会市区购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,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差距。父母坚守乡下的作坊和田地,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起早摸黑,将兄妹俩交给奶奶在城里照顾,这种选择,恰恰和内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选择相反。

王国伟性格务实,他目睹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,清晰地知道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,不是坚持武侠梦,而是解决生存。

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,为了揽储,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日“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”,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。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,尽管收入不错,毕业第二年,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,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。他的务实,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,“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,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,容易考”,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,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,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,“在这里,我不用为了取悦别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,至少不用去应酬。更重要的是,这里的工资更稳定些,并且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”。

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,他的选择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压弯的腰。

四任班长,从出生而言,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。二本院校的起点,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,但没有人否认,无数个体的努力,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,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。

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

尽管跨越了23年的光景,我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的062111班学生的命运,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级——岳阳大学9202班同学的整体命运,并没有太大的差距。

毕业20多年后,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?以2005年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的36人为例,其中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,占到八成,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,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。有意思的是,除了4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,存在二次就业外,80%的同学一直在湖南本地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,这种状况,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: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,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,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,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,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。

我2006年第一次当062111班主任,班上52名同学,全部在广东就业。有意思的是,毕业时,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。整体而言,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,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。

尽管从整体而言,因为毕业赶上了房价低廉、经济环境较好的阶段,大部分人获得了较好安顿,但不得不承认,仅仅8年时光,从同一间教室出发,同学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。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。

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,和毕业后在广东买了6套房的同学构成了鲜明对比。

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。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,“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,就围绕这个鹤洞桥”,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。妈妈从自行车厂下岗后,爸爸也从药材公司下岗。胜轩尚小,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。父母工作非常辛苦,他念小学时,天还没亮,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,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,每次收工,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,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。

父母开冰鲜档后,十几平方米的居住空间,越发捉襟见肘,广州潮湿的天气,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,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,父亲向原来的单位求助,终于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。

到初二时,小平房面临拆迁。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,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。在胜轩的脑海中,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。芳村的记忆,渗透进了他的童年、少年,以及整个成长史,广州城市的变迁,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对胜轩而言,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,除了时尚、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, 除了老旧的公交车站的消失,更为深刻的感知,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,父母下岗、房屋拆迁,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,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的抗争,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。

很长时间,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。后来,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,在白鹤洞旁边,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。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,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机会,颤颤巍巍作出的大胆、英明决定。

2006年,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。“在大学前,我没有电脑,没有手机,我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,没有培训班,没有夏令营,我上课时,非常专注,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。我的状况代表了60%-70%学生的状况”。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,胜轩是12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,也是最省心的一个,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、本分,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。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,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,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。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,在胜轩毕业8年后,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,一个班主任的身份,从他的职业经历中,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。

胜轩毕业时,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,诸如粮油集团、地产广告公司,“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”。一个远房的姐夫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,说网络公司,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, “又要做图片,又要做运营,还要打包发货”,夹在两头受气,干了4年,到离职时,月薪仅2000多元。

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,他才下定决心辞职。他以网格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,属于临时聘请。胜轩的首要目标,就是摆脱临时聘用的身份,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,“考了几次,每次笔试都过了,面试过不去”。

毕业8年,他的存款不到1万元。

胜轩的目标,是考公务员, “报了很多,可能有十几次,竞争非常激烈”。胜轩坦言“很绝望”。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,200多人竞争一个名额。“事业单位年龄的截止期限是35岁,35岁之前,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”。

胜轩考公的经历,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,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。对他们而言,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,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。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,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,内心更为宁静。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,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,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、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。更重要的是,这条路能否走通,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。不能否认,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,正由这个群体决定,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,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。

我知道,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,考公的可能,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,只不过,这道光,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。

他35岁的考公年龄线马上临近,他恋爱多年的女友,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、婆婆挤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,不得不黯然分手。“现实摆在眼前,看看广州的房价,凭现在的工资,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”。

芳村鹤洞桥附近,坑口的稻田早已消失,他妈妈工作过的自行车厂,爷爷和爸爸工作过的药材公司,早已改头换面。珠江上穿梭的船只,汽笛依旧洪亮,广州古老又新鲜。

胜轩的遭遇,让我留意到,家庭收入的匮乏像一条无形的绞索,就算他们千辛万苦获得了大学文凭,但在毕业以后的社会搏斗中,每到紧要关头面临选择时,这根无形的绞索,就会暗中绊住他们,阻碍他们探出脑袋,去看更远的世界。胜轩的多次抉择,以及抉择中的小心翼翼,与其说来自个性,不如说,来自背后家庭在自身命运中的显影。

我在分析班上学生的职业构成时,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几乎所有进入机关、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的学生,都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,害怕拼命喝酒的应酬,害怕工作业绩不取决于个人努力,而是由背景的大小、关系的深浅决定。对出生农村,尤其父母是农民的孩子而言,这种人际交往,更让他们无所适从。但对经商家庭出生的学生而言,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。

我得承认,尽管从就业结果而言,我的大学同学和我的学生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,但若从更为细部的肌理进入,诸如培养目标、培养形式、就业观念等维度,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。

毫无疑问,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,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。不能否认,我的大学时光,依旧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,而对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,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,则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、现实、竞争和机遇。

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,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。我的大学时代,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(祖国或社会)培养“人才”,而到我的学生,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,用温铁军老师的话说,就是“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”。

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,是身份指认的区别,我的大学时代,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、专科生,也被视为“天之骄子”,对农村的孩子而言,考上大学常常视为“跳龙门”,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“干部”,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,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,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,从进入校门开始,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,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,他们毕业时,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“劳务派遣”,可以说,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,就绷紧了找工作的弦,整个大学过程,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“流水线”上的一个规整产品。

对我大学的9202班而言,无论出身如何,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,但对062111班学生而言,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往往相关,学生的命运,某种程度上,由成长背景决定。

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,我猛然发现,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,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,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。

我的学生和我大学的同学相比,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,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。很多时候,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,我办公室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、吃不完的茶叶、红枣,还有丝绸被,洗发水,都来自学生的推销,我的日常消费中,一些护肤品、小首饰、正式一点的包,都来自学生的供货。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,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,在我的大学期间,我不会因为拿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而羞愧,但难以接受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,将商品推销给师长的行为。这种差异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,毫无疑问,显示了时代在我和学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。

他们,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,成为我对社会,最方便的观测。

他们,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,成为我对时代,最真切的感知。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(责任编辑:于彩虹_NBJ11060)